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于2026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虽然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但其关于使命任务、权力运行、科学决策、干部管理、政绩观和监督体系的部署，对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城投而言，这些部署尤其值得重视。当前，城投转型发展已经从单纯的融资平台转型，进入功能重塑、产业培育、治理优化、风险化解同步推进的新阶段。未来的竞争，不仅是资产规模和融资能力的竞争，更是战略定位、治理能力、经营效率和制度执行力的竞争。解读：对城投而言，使命决定定位，定位决定主业，主业决定资源配置。城投过去对自己的定位，长期停留在“替政府融资、替城市建房”，使命被窄化成了“把钱借来、把活干完”。这种窄化带来的后果，在退平台之后暴露无遗。当融资功能被剥离，很多城投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近期，四川2026年新一轮国企改革计划将省属企业划分为投资运营、产业发展、功能保障、金融服务、文化产业五类，其深层逻辑是改变过去国企功能交叉、主业分散、考核趋同的问题，让不同企业各归其位、各尽其责。这一改革思路对城投同样具有启示，但不能简单将省属企业分类直接套用于市县城投。城投的使命不是永远替政府融资，而是服务城市发展、保障公共利益、创造长期价值。从功能上看，城投既可能承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职责，也可能发展城市运营、产业园区、资产管理等经营业务。关键不在于做多少业务，而在于每项业务能否回答三个问题：
因此，城投转型不能简单理解为去政府化、去公益化，更不能盲目追求市场化、多元化。应当坚持公益性使命与市场化机制相结合，将国企公共责任与企业经营责任合理分开，以功能定位确定主责主业，以经营现金流支撑持续发展。解读：反腐败已经进入高压惩治与系统治理并重的新阶段。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105人、厅局级3680人，企业等其他人员46.7万人。这组数字里，“企业等其他人员”是增长最快的一类。对城投而言，反腐的穿透力正在从党政机关延伸到国企的每一个交易环节，例如工程招标、资产处置、股权合作、融资安排，过去那些被认为“专业性强、外人看不懂”的领域，现在恰恰是穿透式审查的重点。这些数据表明，反腐力度持续保持，同时更加重视抓早抓小。对城投而言，尤其需要警惕腐败方式由直接收受利益向间接持股、代持收益、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方式转变。工程建设、土地开发、资产交易、基金投资、融资中介等领域，资金规模大、交易链条长、专业壁垒高，容易形成监管盲区。未来反腐不能只依赖事后查案，而应推动三个转变：从监督个人向监督权力运行转变，从检查单笔交易向穿透关联关系转变，从发现问题向源头治理转变。重点建立项目、合同、资金、供应商和关联方数据贯通的廉洁风险监测机制，实现异常交易预警、问题核查、制度整改闭环管理。解读：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过去，改革重点在于建立前置事项清单、明确议事程序。以四川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报告为例，省属企业集团及重要子公司党委会议事规则和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完成率已达100%。这意味着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应由制度覆盖转向制度运行质量。现实中，一些企业存在前置事项过宽、议题材料不充分、党委会与董事会议事内容重复等问题，甚至将前置研究等同于提前审批。一是清单精准，围绕战略方向、重大投资、重大风险等事项划定边界，不以党委会替代董事会、经理层依法履职；二是把关实质，重点审查政治方向、政策符合性、重大风险和公共利益，而不是简单重复经营技术论证；三是程序严肃，充分保障不同意见表达，对重大分歧事项补充论证、暂缓决策，防止集体决策流于形式。总结来说，党委前置决策的价值，不在于增加一道审批程序，而在于提高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解读：城投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的特点，一届领导班子作出的重大决策，其影响可能延续十年甚至更久。现实中，容易出现决策者调离、风险后置，项目任期内开工、债务多年后到期，经营问题由继任者承担的现象。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正是对短期决策与长期后果脱节的制度回应。这意味着城投应当建立覆盖决策、投资、建设、运营、退出全过程的责任追溯机制，实行重大项目“一项目一档案”，完整保留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集体讨论、个人意见、审批依据及后续调整记录。领导干部离任时，不仅要移交资产和债务，更要交接重大项目风险、未履行合同义务和历史遗留问题。终身负责制的意义在于，它把决策者的时间视野从“任期”拉到了“项目全生命周期”。签字的时候，不能只想“这一任能不能交差”，要想“十年后审计来翻这笔账，我能不能说清楚”。但终身负责不等于终身追究一切经营损失，更不能以结果倒推责任。必须区分违规决策、失职渎职与遵循程序、勤勉尽责情况下的正常市场风险，落实容错纠错机制。解读：《论语·为政》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的“众星共之”，强调的是以德服人、以身作则，而非依靠个人权力形成众人依附。对国企“一把手”而言，真正的领导力不在于个人说了算，而在于能够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带好队伍。城投企业往往与地方政府联系紧密，重大项目、资金调度、资源配置高度集中，“一把手”既拥有较强的资源统筹能力，也面临较大的权力运行风险。一些企业虽然建立了集体决策制度，却仍可能存在会前定调、会上附和、会后补程序等现象。落实末位表态制，关键是防止“一把手”提前定调影响班子成员独立判断，而不是简单调整发言顺序。2026-2029年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时期，各地城投应当明确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之间的职责边界，编制相应两会一层权责清单，建立重大事项充分讨论、不同意见如实记录、重要决定执行反馈等机制。解读：《决定》提出“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并明确“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看，说的是同一个问题：人才问题的根子，往往不在“引不进”，在“留不住、用不好”。城投的人才困境，表面上是“招不来人”，实质上是“招不来对的人”。懂工程的多，懂产业的少；懂融资的多，懂运营的少；会执行的多，能判断的少。产业投资需要看得懂技术路线的人，资产盘活需要算得清现金流的人，数据资产需要理解合规边界的人。这些能力，靠内部培养周期太长，靠外部引进又受薪酬总额和身份壁垒制约。更隐蔽的问题是“用不好”。一个懂产业的人进来了，放在行政化的考核体系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三年之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走人。人才观的核心不是“引”，是“用”。城投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需要什么样的人”，而是“我有没有一套让对的人留下来的机制”。一是战略经营人才，能够理解区域经济、产业趋势和商业模式，回答企业未来靠什么发展；二是产业投资人才，能够识别优质项目、评估投资风险、推动产业落地；三是城市运营人才，能够将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和存量资产转化为持续经营收入；四是风控合规人才，能够统筹现金流、债务结构、资产管理和合规经营。解读：城投转型不仅是发展方式的变革，更是政绩观的重塑。如何正确认识转型，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思考。初心之问：转型为了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城投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更不能为了做大资产、提高评级而偏离公共使命。转型成果最终要体现为城市功能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和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格局之要：转型看什么？“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城投不能只看当期营收和项目开工数量，更要看经营现金流、资产质量、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城市长期价值。路径之辨：转型怎么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能脱离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盲目布局热门赛道，更不能把换牌子、改名称当作真正转型。作风之基：转型靠什么？“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改革不能停留在战略规划和汇报材料中，而要落实到项目经营、资产盘活和降本增效。底线之守：转型稳在哪？“政者，正也。”坚持合规为基，不以转型之名违规举债，不以创新之名规避监管，不以发展之名牺牲安全。解读：国企监督面临的突出矛盾，不是监督主体不够多，而是监督之间缺乏有效协同。一些城投企业同时接受纪检监察、国资监管、审计、财会以及内部监督，却仍存在重复检查、信息分散、整改不彻底等问题，甚至出现日常监管发现不了风险、重大风险暴露后才集中追责的现象。一是监督信息贯通，推动纪检、审计、财务、法务、风控等部门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共享问题线索和风险信息，减少重复监督与信息壁垒；二是监督过程贯通，由事后检查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问责延伸，对投资决策、招标采购、资产交易、资金支付等关键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督；三是监督结果贯通，建立问题发现、责任认定、整改落实、制度完善和效果评价的闭环机制，避免同类问题反复发生。总结来说，监督的目的不是发现更多问题、形成更多报告，而是让问题更早暴露、风险更快化解、治理持续改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国企改革的启示，可以概括为八个转变：使命定位从融资工具走向价值创造，反腐治理从事后惩治走向源头防控，党委前置从程序合规走向实质把关，决策责任从任期约束走向终生负责，领导方式从个人权威走向制度权威，人才结构从行政管理走向专业经营，政绩评价从短期显绩走向长期价值，监督体系从多头分散走向协同贯通。八条启示，说到底是一条：治党和治企，用的是同一套逻辑——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把责任落到具体的人头上，把政绩放到长远的时间里去检验。来源：城望研究院。若文中内容涉及版权问题或需引用授权，欢迎随时通过公众号后台留言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妥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