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以这句铿锵誓言，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的施政承诺。二十余载光阴流转，这句话始终振聋发聩，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长河中回响不绝。这句誓言所直面的，正是当年改革征途上最为密集艰险的“地雷阵”——积淀了数十年体制沉疴的国有企业改革深水区。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必须跨越的关键险滩，也是关乎国民经济命脉与千万职工生计的攻坚硬仗。回望朱镕基与国企改革，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排雷手，以非凡的政治勇气与务实的治理智慧，在计划经济遗留的旧阵地上，在计划经济遗留的旧阵地上步步为营，逐一破除体制机制的深层积弊，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浩荡前路清障筑基。1988年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重镇，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包袱最沉重的城市之一。国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绝对主导地位，多数国企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效益滑坡，体制僵化的弊端日益显现。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历史欠账严重，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副食品供应紧张等民生难题，是市民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困扰。朱镕基到任上海市长时，没有一上来就啃国企改革这块最硬的骨头。他很清楚，老百姓每天面对的，不是宏大的改革叙事，而是最具体的生存难题：餐桌上的菜够不够，出门的路通不通，住的房子漏不漏。1990年起，上海系统推进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打通流通环节堵点，完善市场供应体系，稳定物价水平。短短两年时间，上海市民的餐桌从“凭票供应、品类单一”转向“供应充足、品类丰富”，“买菜难”彻底成为历史。这看似是民生小事，实则是改革的关键一步。先拆掉最牵动民心的“民生地雷”，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改革的实惠，才能为更深层次的改革赢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朱镕基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决心，推动大规模交通治理与城市改造。上海市民至今记得这位“马路市长”的身影：脾气不算小，说话不绕弯，干事不隔夜。这种深入一线、务实高效的施政风格，让上海的城市面貌在短短数年间焕然一新。上海时期的治理实践，不仅解决了这座城市的燃眉之急，更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改革方法论：不空谈理论、不冒进求成，从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入手，以实干树立改革信心；坚持问题导向，用具体举措破解体制积弊。这场地方层面的“排雷预习”，为朱镕基后续开展全国性国企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奠定了他“务实、担当、为民”的改革底色。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颗关乎改革全局的“巨型地雷”——中央财政汲取能力持续弱化。在财政包干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滑，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甚至出现向地方借钱的窘境。没有稳固的财力支撑，任何全国性的改革举措都将沦为空谈。为破解这一困局，1993年底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式推出，重构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建立了以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为主体的分税框架。这项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史上的里程碑：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显著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大幅提升，为后续国企改革攻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的财力保障。分税制也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财权上收、事权下沉的格局下，地方城市建设资金缺口持续扩大。受旧《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举债的约束，城投公司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替代性工具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看，城投是分税制下地方发展需求的产物，它支撑了此后二十余年中国城镇化的高速推进，也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埋下了伏笔。历史的辩证性，恰恰在于每一项改革举措，都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孕育着新的时代命题。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明确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国企改革划定了根本制度遵循。1994年，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十六字方针从顶层设计步入实践场域。这是对计划经济下国企“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体制痼疾的根本性突破，从产权归属、权责边界、政企关系、内部管理四个维度重构企业运行逻辑，彻底打破了国企作为政府行政附属的传统定位，标志着中国国企正式开启向独立市场主体转型的历史进程。1995年到1997年，国企改革进入布局调整阶段，核心方略是四个字：“抓大放小”。朱镕基对此有过直白的阐述：大的要抓好，集中力量办大事；小的要放活，让它们到市场中去游泳，能救的救，该淘的汰。“抓大”就是聚焦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放小”就是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让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这一阶段的改革，重在谋篇布阵。分税制搭起了新的财税体制骨架，现代企业制度划定了国企改革的航向，抓大放小完成了国有经济布局的顶层设计。1998年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之时，中国国企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亏损面超过40%，纺织、煤炭、冶金、军工等传统行业全线承压。大量国企背负着三重沉重包袱：冗员过多，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低下；债务高企，还本付息压力远超盈利能力；负担过重，学校、医院、后勤一应俱全，非经营负担沉重。更棘手的是，国企困境已与银行不良资产、就业压力、社会稳定深度交织，形成一片密布的“雷区”，任何一处处置失当，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不是一句悲壮的口号，而是对改革形势的清醒判断 ——这场硬仗没有退路，也没有捷径。朱镕基提出明确的攻坚目标：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就是载入中国国企改革史册的“三年脱困”战略。为啃下这块硬骨头，朱镕基打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改革“组合拳”，以系统性举措破解系统性困局。针对大批产品缺乏市场空间、扭亏无望的低效企业，改革不再用财政资金持续填补无底洞，而是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朱镕基曾以“早死早投胎”这句直白的表述点破其中逻辑。话语听来冷峻，却精准戳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 “保护落后” 的惯性弊病。与其任由无效企业持续消耗公共资源、拖累行业整体活力，不如通过市场化出清，让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更高效的领域流动。这份看似决绝的抉择，恰恰是对国有经济整体效益与长远发展的负责。朱镕基曾以“早死早投胎”形容这一逻辑，话语直白却切中要害。终结计划经济下“保护落后”的惯性，让生产要素流向更高效的领域，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这是三年脱困进程中最具阵痛感、也最富争议的举措，牵动着数百万家庭的生计与命运。对千千万万国企职工而言，这场改革意味着告别深耕数十年的岗位、离开熟悉的厂区大院，从“铁饭碗”的安稳里跌入再就业的未知。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迎面相撞，个中艰辛与迷茫，是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朱镕基深知这项举措的分量，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与民生考量，但他始终笃定：冗员包袱不卸下，国企就不可能轻装上阵，更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真正立足。阵痛在所难免，却绝不能让职工独自承担。在推进减员分流的同时，全国性再就业工程同步启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转岗技能培训、自主创业扶持等政策层层落地，千方百计为离岗职工托底铺路，尽最大努力稀释改革的社会成本。这场千万人共同经历的转型磨砺，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必须跨过的关口，是发展不得不付出的时代代价，更深深镌刻着普通劳动者为改革大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对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仅因债务负担过重陷入困境的企业，将银行债权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企业由此卸下巨额利息负担，获得喘息空间。东方、华融、长城、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应运而生，承接了上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既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为国企债务纾困提供了市场化路径。三年间，国家安排数百亿元财政资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引导企业将资金投向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摒弃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这一举措意在“输血”更重在“造血”，推动国企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将国企自办的学校、医院、幼儿园、后勤等社会职能逐步移交地方政府，让企业从“小社会”回归“市场主体”的本质，聚焦主业、轻装上阵。到2000年底，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实现历史性突破，亏损面大幅收窄，重点行业整体扭亏为盈。面对成绩，朱镕基始终保持清醒。他明确表示，脱困只是把国企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真正的考验在于脱困之后能不能活下去、活得好。这份冷静与务实，为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划定了坐标。三年脱困实现了“止血救急”，但朱镕基深知，产生亏损的制度土壤若不改变，困境迟早会卷土重来。2001年至2003年，国企改革的重心从“脱困”转向“建制”，从治标迈向治本。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上市，引入社会资本，优化股权结构。朱镕基反复强调，股份制不能只圈钱不改制，上市不是目的，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契机，要借助资本市场的约束倒逼企业完善治理、提升效益。一大批国企通过改制上市实现了机制重塑，逐步成长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主体。推动企业建立规范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明确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本质就是要把“人治”的惯性关进制度的笼子，让企业决策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改革越深入，产权变动越频繁，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就越突出。朱镕基多次强调，国有资产一分钱都不能流失。他要求在企业改制、产权转让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审计评估程序，规范交易流程，强化全程监管。在放活搞活的同时守住国有资产安全的底线，体现了改革者的底线思维与责任担当。针对长期以来国有资产“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弊端，改革着力构建“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从制度层面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一部署为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标志着中国国资监管进入专业化、体系化的新阶段。“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2003年，朱镕基卸任国务院总理。告别讲话中，他没有过多谈及过往功绩，只是平静地叮嘱，要把改革继续推向深入。三十余年弹指而过，中国国企早已走出当年的困局，成长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与主力军。而当年播下的改革种子，仍在持续生长，也不断面临新的时代命题。分税制背景下诞生的城投体系，如今正经历着化债攻坚与转型发展的深刻阵痛；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全面铺开，聚焦主责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核心导向。历史似乎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当年的排雷逻辑：体制红利不会永续存在，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拆除制度性“地雷”、持续突破体制束缚的过程。回望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革，留下的不仅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直面问题、不避艰险的担当精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于触碰最深层的利益矛盾；是实事求是、务实笃行的科学精神，不搞形式主义，不做空泛文章，用具体举措解决实际问题；是心怀人民、兼顾大局的为民情怀，在改革的阵痛中始终守住民生底线，在全局利益中兼顾个体得失。改革永远在路上。今天，面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与城投转型的时代考题，我们依然需要那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担当，依然需要那种务实笃行、久久为功的定力。来源：城望研究院。若文中内容涉及版权问题或需引用授权，欢迎随时通过公众号后台留言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妥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