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镜子，悬在头顶。
2026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纪检监察战线密集出招，纪检监察的镜子一道接一道地照下来，照向招商引资的乱承诺，照向国有资金的空转套利，照向融资平台的虚假化债，照向国企领导的任性决策。每一次通报，都是一次映照，照出政绩观的偏差，照出纪法底线的失守，也照出“合法合规”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从新版《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筑牢制度底座，到多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通报直击乱象，再到地方纪委明确招商引资纪律红线，半年间的监督动向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国有资产在阳光下运行。读懂这轮监督的核心逻辑，也就读懂了国企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01
从立规到亮剑：
梳理近半年纪检监察的发力点（表1），监督始终靶向明确，紧盯国资国企运行中最容易出偏差、藏风险的关键环节，形成了全覆盖、强震慑的监督格局。
（一）制度先行，划定廉洁从业底线
2026年2月修订、3月正式印发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是上半年国资领域监督的总纲领。相较于2009版，新规实现了适用范围全覆盖、廉洁风险全防控、监督管理全链条升级，最核心的突破是新增“禁止盲目追求政绩损害国家利益”，将过度负债、偏离主业、融资性贸易、数据造假、挂靠经营等十余种典型的政绩观偏差行为直接列入负面清单。
这相当于从国家制度层面，给国企领导人员的履职行为划出了清晰的政绩红线，从源头上遏制“为冲业绩不计代价、为显绩不顾风险”的冲动，实现了监督端口的全面前移。
（二）案例震慑，直击政绩偏差痛点
6月成为上半年监督的“密集通报期”。
6月15日，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覆盖地方党政、省直部门、国有企业多个领域，从盲目征迁、违规招商到举债搞政绩工程、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全面展现了政绩观偏差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形式。
仅隔13天，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联合中央纪委办公厅再通报3起典型问题，靶向更精准。直指虚增财政收入、套取特别国债资金、融资平台虚假退出三类当前最突出的乱象。
两度通报层层深入，从泛化纠偏转向精准拆弹，释放出“抓典型、严问责、零容忍”的强烈信号。
（三）审计体检，深挖合规风险靶点
6月23日审计署提交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则是一次覆盖更广、挖掘更深的全面体检。
报告不仅印证了通报案例反映的共性问题，更披露了大量系统性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虚假退出、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虚假化债问题突出，抽查50县压降的142家平台中，9家不符合条件却违规备案退出；专项债项目申报造假、资金挪用、资产管理缺位问题普遍，17个县通过虚报收益包装项目，套取专项债资金超百亿元；央企会计信息失真、投资管控不严、资产闲置浪费等问题依然存在。
审计署用数据和事实，勾勒出当前国资与债务领域的风险全貌，为后续整改治理提供了精准靶点。
（四）地方落地，细化基层执行纪律
7月9日湖北省纪委监委发布的“招商引资纪律答疑”，是中央要求在地方落地的具象化体现。
针对基层普遍存在的“能不能靠高承诺抢项目”的困惑，纪委监委直接给出否定答案，明确过度承诺属于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并对承诺无法兑现后的处置方式、源头防控机制作出详细说明。
这并非湖北一省的个案，而是全国范围内招商领域纪律细化的缩影。当顶层制度和中央通报传导到基层，最终要落地为可执行、可核验的具体规则，让一线干部清楚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从顶层立规矩到基层划边界，从个案警示到系统治理，上半年的监督体系已然成型：用制度定标准，用案例明底线，用审计找问题，用整改促规范，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治理闭环。
02
5大领域成监督主战场：
梳理半年来的通报与审计问题，监督的剑锋始终对准国资国企运行中风险最集中、政绩观偏差最突出的五大领域，每一处都是转型期的痛点与堵点。修订后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相较于2009年的旧版，新版实现了三个“全”，即适用范围全覆盖、廉洁风险全防控、监督管理全链条。适用范围从传统的国有企业扩展覆盖到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领导人员，不留死角。廉洁风险防控从“三重一大”延伸到关联交易、兼职取酬、境外行为、离职后从业限制等关键环节，织密了制度的网眼。监督管理从组织监督拓展到审计监督、巡视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全链条贯通，形成了制度的合力。新规对“三重一大”决策程序的要求更加刚性，对关联交易的限制更加严格，对违规经营投资的责任追究更加明确。每一条，都直指过往城投行业在粗放发展时期积累的沉疴痼疾——决策一言堂、运作不透明、权责不对等、风险体外循环。过去那个可以在政府信用和企业身份之间左右逢源、在合规边缘试探腾挪的时代，已经彻底翻篇。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在制度框架内决策，在监督轨道上行驶。招商引资是地方发展的“一号工程”，也是政绩观偏差的高发区。湖北省纪委监委的答疑直指行业潜规则：部分地方为了在招商竞争中“抢头彩”，在财税返还、土地价格、配套支持上层层加码，作出超出权限、超出财力的承诺，看似“诚意满满”，实则埋下履约隐患，更催生了恶性内卷。这种偏差在通报案例中早有印证。江西省人社厅原副厅长王成兵主政县域时，将经济指标凌驾于生态红线之上，盲目引入高污染化工企业，甚至强令环保部门“以罚代管”，最终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数据；攀枝花市原副市长龙勇热衷搞“招商仪式感”，牵头组织数十场招商活动，签约投资额达数十亿元，实际落地率不足7%，重形式轻实效、重数量轻质量。这类招商乱象的本质，是政绩观的短视：只追求“引进来”的短期热闹，不顾“留得住、发展好”的长远实效。企业奔着承诺而来，落地后政策兑不了现，不仅挫伤投资信心、损害营商环境，更透支了地方政府的信用。而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推进，违规补贴、无序竞争本就是监管整治的重点。监督向招商领域发力，就是要把地方招商从“拼优惠、拼承诺”的内卷，拉回“拼环境、拼服务、拼生态”的正轨。化债是当前地方与城投的硬任务，频频出现“数字游戏式”的虚假整改。6月28日通报的杭州市萧山区案例极具代表性：当地安排两家融资平台通过虚构合同、虚增资产价值等方式融资，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违规新增隐性债务7.38亿元；更恶劣的是，在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向上级虚假报告隐性债务已全部清零并完成平台退出，直接影响化债政策落地成效。审计工作报告更披露了这类问题的普遍性：4个省份通过安排国企贷款偿还、系统内直接销账等方式，三年间虚减债务余额66.82亿元；多地融资平台“退名单”变成“走程序”，有的靠违规举债“偿还”存量债务实现虚假退出，有的只销存量、不销增量。虚假化债的危害远不止数据失真。它本质是把风险向后拖延、向上转移，不仅没有真正消解债务压力，反而会因为掩盖风险而错过最佳处置窗口，最终让小风险拖成大隐患。这种行为的根源，仍是政绩观错位：部分干部怕担责、怕问责，只想着任期内完成“化债指标”，不管后续风险会不会爆发。监督严查虚假化债，就是要打掉“过关思维”，倒逼地方政府和城投实打实推进债务风险缓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上半年通报与审计披露的问题，集中暴露了部分国企“重扩张、轻管理，重业绩、轻风控”的弊病。最典型的是融资性贸易乱象。内蒙古交通集团原总经理刘学武为了做大营业收入规模，明知国家严禁融资性贸易，仍执意安排下属公司以煤炭买卖为名变相出借资金，甚至在审计指出问题后仍不整改，最终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这类“以贸易之名、行借贷之实”的操作，看似做大了营收规模，实则积累了巨大的资金风险，是典型的“为冲业绩不计代价”。审计报告更揭示了国资运营的系统性短板：部分央企会计信息失真，资产、负债、权益核算不准，动辄涉及数百亿元差额；重大项目前期论证不足，投资管控不严，新能源项目、工程建设项目因违规决策形成损失风险；大量资金、土地、生产线长期闲置，部分资产闲置时长超过十年，一边缺钱举债，一边资产沉睡。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权力运行的失范。“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流于形式，内控机制空转，一把手说了算，最终把国有企业变成了个人意志的“试验田”。监督向国资运营深处延伸，就是要管住任性用权的手，堵住国有资产流失的口子，让国企回归经营本质。
（五）资金使用：打击“包装套取”的数字造假
从财政收入到专项资金，“包装式”造假正在成为新的监督重点。
6月28日通报的两起案例极具警示意义：南宁市通过修改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企业资金循环空转的方式，一宗土地最多循环18次，累计虚增财政收入28.3亿元，用数字游戏营造财政增收的虚假繁荣；酒泉市新城区将体育公园水系景观工程包装成“雨洪行泄通道及水污染治理”项目，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5595万元，最终建成的景观设施反而妨碍行洪功能，完全背离了资金使用初衷。
审计工作报告印证了这类问题的广泛性：21个省市通过资金列支再调回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近600亿元；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资金中，47.72亿元被虚报套取、28.33亿元被挤占挪用，大量专项资金没有用到刀刃上；专项债领域更是造假重灾区，部分县区通过虚报预期收益把收益不平衡项目包装成平衡项目，最终项目收益无法覆盖本息，只能靠再融资债券滚续。
资金层面的造假，是政绩观偏差最直接的体现：为了账面好看，为了争取资金，不惜弄虚作假、瞒天过海。它不仅造成公共资金浪费，更会干扰宏观决策判断，透支政府公信力。严打资金造假，就是要挤掉政绩里的水分，让融资经得起穿透，让项目经得起追踪，让报表经得起核查。无论是招商乱承诺、化债搞虚假，还是国资失管控、资金玩注水，表象不同，病根同源，都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都是旧发展路径依赖下的转型阵痛。严监管不是为了捆住干事创业的手脚，而是为了校准发展的航向。国企领导人员要彻底摒弃规模情结与速度焦虑，真正读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真正的政绩，不是体量多大、增速多快，而是主业强不强、资产实不实、风险控不控、民生贡献够不够。化债不搞数字游戏，招商不做空头承诺，投资不拍脑袋决策，营收不掺虚假水分。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少做博眼球、图虚名的显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格局做实发展根基。以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为抓手，把合规要求嵌入公司治理全流程。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机制，重大投资、融资、资产处置必须履行合规前置审查，杜绝“一言堂”“拍脑袋”；针对招商、化债、投资、资金使用等高风险领域，建立全流程管控体系。例如，招商承诺实行事前审核评估，从源头杜绝“拍胸脯承诺”；化债工作实行全流程核验，确保债务真化解、平台真退出；投资项目明确退出条件与触发机制，没有退路的项目坚决不投。同时整合纪检、审计、法务、财务等监督力量，形成内外协同的监督合力，让合规成为每一项业务的前置条件。被动问责不如主动整改。各地国企应对照通报案例与审计发现的共性问题，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查债务领域，是否存在虚假化债、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平台退出是否合规；查招商领域，是否存在过度承诺、违规补贴，项目落地率、产出率是否达标；查国企运营，是否存在融资性贸易、低效无效投资，子公司管控是否到位；查资金使用，是否存在套取挪用、虚增空转，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对发现的问题主动纠偏、立行立改，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与此同时，加快盘活存量资产、做实主营业务，培育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靠运营能力而非融资能力生存，靠真实收益而非数字游戏发展。要优化国资国企考核评价机制，降低规模增速权重，提高合规经营、风险防控、主业盈利能力、民生贡献等指标占比。评价化债成效，看实际风险缓释程度，不看账面清零数字；评价招商成果，看项目落地率、亩均产出率，不看签约总额；评价经营业绩，看主业利润率、资产回报率，不看营收规模。把考核结果与干部任免、薪酬激励直接挂钩，让真抓实干、合规经营的干部有舞台，让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干部没市场。从2月到7月，半年间，一部新规、一份审计报告、三轮通报、一次纪律问答。对每一家国企、每一位国企领导人员而言，当下最该做的，是主动适应新规则，校准政绩坐标。经得起审计的检验，经得起巡视的审视，经得起党纪的衡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毕竟，真正能穿越周期的企业，从来不是靠政策套利、规模扩张走得远，而是靠合规底线、主业实力、运营能力走得稳。来源：城望研究院。若文中内容涉及版权问题或需引用授权，欢迎随时通过公众号后台留言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妥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