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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6日，湖北省在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推进会上提出三项原则：“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四种处置方式：“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相较于以往官方文件中“稳步推进”“适度探索”等温和表述，此次用词的强硬与明确，直接折射出地方债务化解已进入“攻坚期”，盘活存量国资成为地方“自救”的必然选择。

01“三资三化”：

（一）“三资”：资金、资产、资源

所谓三资就是国有资金、资产和资源。

资源，主要指国有矿产、林业、水利、能源、土地、数据等6类资源，具有运营属性，是政府与市场有效衔接的关键。

资产，主要指实物、股权、债权、特许经营权、未来收益权等5类资产。

资金，主要指趴在账上的“闲置和低效”两类国有资金。

湖北通过大财政体系建设，全面清查全省国有“三资”家底，与传统财政体系相比，“大财政”实现了从“账房先生”到“全域统筹者”的角色转变，这是“三资三化”改革的基础。

（二）“三化”：资产化、证券化、杠杆化

三化是指通过资产化、证券化和杠杆化的方式，让静止的、被闲置的国有资源、资产和资金转化为流动的资本活水，最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资产化”：这是所有价值创造的起点，相当于给沉睡的资源“激活赋能”。将原本未明确价值、无法交易的“资源”（如土地、矿产、特许经营权、公共空间等），通过确权、评估、登记等手段，转化为具有明确权属、可量化价值的“资产”。

通俗来说，资产化就是要通过确权、评估和登记，给那些闲置资源一个明确的“身份”和“价格标签”，解决“是什么、值多少”的根本问题。一片荒山、一个单位的食堂经营权……这些看似没有价值的资源，通过登记造册、明码标价，它们就能变成可以交易的“资产”，比如，崇阳县通过“五权”打包让绿水青山变现；四川阆中把175家单位食堂30年的经营权打包，作价1.8亿出售。

“证券化”：当资源被清晰界定为资产后，流动性就是下一步要解决问题。将流动性较差的“国有资产”（如基础设施、园区厂房、应收账款等），通过打包、结构化设计，转化为可在资本市场流通的证券产品（如ABS资产支持证券、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实现资产“流动化”和“公开化”。

证券化的本质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产生稳定收益的资产，通过金融工具转化为可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证券产品，实现“未来收益提前变现”。以武汉洪山人工智能大厦为例，其曾是入住率不足30%的“鬼楼”，通过发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一次性融资3.01亿元，最终转型为年产值15亿元的“亿元楼”。这种将项目的未来现金流打包成金融产品卖给投资者的模式，实现了用时间换空间，快速激活资产的流动性价值。

“杠杆化”：是放大资本效能的关键一步，以少量国有资金为“支点”通过信贷、基金、担保等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放大资金使用效率，而非依赖单一财政投入。

这就好比买房付首付撬动银行贷款一样，用“小钱”撬动“大钱”，实现投资规模的成倍放大。通过前面资产化、证券化回笼的资金，或仅用少量财政资金作为“引子”，撬动规模更庞大的社会资本和银行资金。比如，湖北设立10亿风险补偿资金，以此撬动了上千亿的信用贷款，专项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既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又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充足的资本活水，完美诠释了杠杆化“以小博大”的运作逻辑。

02“三资三化”背后：

截至2024年末，全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达92.6万亿元，负债率为68.7%，财政部明确该水平“处于合理区间，风险安全可控”。但从结构上看，地方债务化解压力不容忽视。一方面，部分省份隐性债务规模较大，债务率远超警戒线；另一方面，今明两年是城投公司退出政府融资平台、实现市场化转型的最后期限，大量城投平台面临“转型阵痛”，原有债务偿还渠道收窄，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偿债压力。

在债务压力倒逼下，多地纷纷亮出“砸锅卖铁”的强硬态度，将盘活国有资产作为化债的核心抓手。重庆市璧山区印发《关于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璧山府办〔2024〕26号）引发热议。事实上，除重庆外，2024年以来内蒙古、贵州、青海等多地政府工作报告或预算报告中出现“砸锅卖铁”筹集资金，“节衣缩食”过日子的论述。

从全国多地的“砸锅卖铁”到湖北的“三资三化”，地方化债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突围”。

如果说“砸锅卖铁”体现了地方化债的决心与紧迫感，那么湖北推出的“三资三化”则标志着地方化债从“粗放式处置”向“精细化运营”的理念升级。相较于简单的资产出售，“三资三化”构建了“资源确权—资产盘活—资本放大”的盘活机制，不仅追求短期化债资金的回笼，更注重国有资产的长期保值增值和可持续运营，实现“一次性变现”向“持续性收益”的转变。

03“三资三化”改革的实践经验与风险防控

（一）经验汲取：三大转型构建可持续运营体系

一是国资管理要从“分散化”转向“统筹化”。以往国有“三资”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交叉、底数不清”的问题，部分资源资产长期闲置却无人统筹盘活。“三资三化”改革的关键经验在于建立全省统一的“大财政”体系，将财政管理的视野从单纯的“资金流”扩展到政府所能掌控和影响的全部“资源池”，打破部门、层级之间的壁垒，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将分散的“三资”整合到统一的管理框架下，实现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二是金融工具要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三资三化”的核心效能发挥，离不开金融工具的系统性支撑。改革突破了传统依赖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模式，构建了“资产化确权+证券化流通+杠杆化撬动”的多元金融工具矩阵。在资产化阶段，引入专业评估机构、产权交易平台保障价值认定与交易规范；在证券化阶段，联动券商、基金公司设计符合市场需求的ABS、REITs产品，打通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在杠杆化阶段，通过政府产业基金、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工具，降低社会资本参与门槛，形成“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主导、金融资本赋能”的多元投入格局。

三是化债目标要从“短期减债”转向“长期造血”。“三资三化”更强调构建国有资产“长期造血”机制。改革通过对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不仅在短期内回笼资金缓解偿债压力，更注重培育可持续的收益增长点。例如，对园区、厂房等资产，通过证券化盘活后持续参与运营管理，获取租金、服务费等长期收益；对数据、特许经营权等优质资源，通过资产化后引入专业团队运营，提升资产增值空间。这种“盘活—运营—增值—再盘活”的良性循环，让国有资产从“被动处置”变为“主动创收”，为地方财政构建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二）风险防范：警惕三类潜在风险，把握改革推进节奏

“三资三化”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工程，在实践推进中需警惕潜在风险，避免“急功近利”。

防范资源过度经营化风险：针对具有公益属性的资源，如公共医疗、教育、文化遗址等，必须坚持公益优先、适度经营的原则，若一味追求资产化、市场化运作，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功能弱化、民生利益受损。

防范证券化操作失当风险：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前提是底层资产具备稳定可预期的现金流。若在资产基础不牢固、运营能力不足、收益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强行推进证券化，可能导致资产估值虚高、证券产品收益不稳定，进而引发市场信任危机和金融风险。必须强化对底层资产的尽职调查与合规审查，稳步推进证券化进程。

防范杠杆使用过度风险：杠杆化是一把“双刃剑”，适度杠杆能放大资本效能，但过度加杠杆可能导致债务规模失控、资金链紧张。尤其在市场波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高杠杆运作的国有资产可能面临流动性危机。必须建立健全杠杆率管控机制和风险预警体系，强化现金流管理，确保杠杆运作在安全可控范围内。

湖北“三资三化”是地方化债的自我担当，这份担当藏在不回避债务压力的清醒里，落在不依赖“输血”、主动“造血”的实干中。“三资三化”不仅能成为湖北破解债务难题的“关键一招”，更有望为全国地方政府探索可持续化债路径提供鲜活样本。